加上贸易战的双重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令人担忧。目前尚不清楚未来是否将取决于胡迪。现在重要的是理清当前的一些基本逻辑。

对基本逻辑的定性判断如下：

1.贸易战不会给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带来太大的实质性影响。

2.疫情严重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互信关系，可能导致西方一些安全相关产业的重建，也可能影响中国的长远技术发展。

3.中短期内，中国在安全相关产业以外的其他制造业仍有优势，由于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高度分离，这些产业仍将处于高度相互依存的状态。

让我们从贸易战开始。

谈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许多人认为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很低。要素价格的优势被用来解释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但今天，中国制造的优势壁垒不再是劳动力和土地价格，而是超大型供应链网络所带来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

中国制造的优势壁垒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进入了一种新的创新经济模式，产生了大规模的生产外包需求。外包承包商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灵活性和效率。通过中国中小企业极其专业化的分工来满足效率，这些中小企业是相辅相成的，支持关系将继续动态重组，从而形成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带来了灵活性，从而成功地承接了西方制造业的转移。

供应链网络的核心变量是规模。规模越大，效率和柔性同时满足的能力就越强。一旦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生产中的成本控制逻辑就会发生变化。要素价格在综合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供应链运作效率的比例(广泛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大规模供应链网络在中国的出现进一步深刻地改变了工厂的组织形式。过去，生产一种复杂的产品需要经过多个过程，可以分布在同一工厂内的不同车间。如今，这些车间大多已成为供应链网络中的独立工厂。

完成最终产品生产的工厂，只需完成最终装配过程，就需要与大量生产中间产品的工厂合作，才能在完整的供应链网络中运作。"因此，在贸易战的冲击下，工厂迁移的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可能是包含每个过程的工厂的整体迁移。今天，可能只有工厂的迁移才能完成终端过程，因为只有它面临着最直接的关税压力。然而，消费者通常无法获得中间产品，而只能获得最终产品，因此，完成终端流程的工厂的迁移尤为明显，但它仍然与其他上游流程中的工厂密切相关，而其他上游流程中的工厂不迁移。

今天，商人主导的经济空间与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是非常不一致的。过去，我们在信息经济中可能更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今天甚至制造业也是这样。

中国制造业目前的主导地位并非无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中国和世界需要有足够的相互信任。但在今年下半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信关系正在遭到破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疫情有关。

如果相互信任受到损害，西方国家可能不惜一切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行业。与整个制造业相比，这些行业的规模不会太大，因此西方仍有能力承担这些成本。中国和西方可能在这些行业形成两套平行生产体系，然后形成两套平行技术路线。

与安全相关的行业往往处于领先的技术前沿，比如曼哈顿计划和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等等。在转型为民用之后，由此产生的技术对经济产生了拉动作用。西方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效率从0提高到1，因此在十多年内有可能在相关方面形成中西方的技术差距。到那时，即使中国在低端和中端制造业中仍保持数量优势，这一优势的重要性也将大大降低。